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1）跨省人口迁移：从改革开放前的向东北集聚，到改革开放后的孔雀东南飞，再到2010年以来部分回流中西部。2013年开始，东北三省人口先后陷入负增长。2）从分线城市看，人口流动整体放缓，但向一二线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更为明显。在全域层面，一线、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线城市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四线城市持续流出。但与一般三四线城市明显不同，发达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16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4、1.6、1.1、0.6。在市辖区层面，一二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速均有所下滑，三四线城市市辖区总体仍保持人口流入，但集聚程度已比较微弱，特别是四线城市市辖区；并且，发达地区三四线市辖区与其他城市无明显差别。3）在2017年19个地区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估计2011-2017年全国至少有225个地区人口净流出，较2001-2010年的192个明显上升，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数量占比53.6%增至62.8%；而人口净流入地区数量从166个降至113个，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数地区、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

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去向何方？1）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0%，对应城镇人口为10.2亿，比2017年增加约2亿；到2047年城镇人口达峰值时将增加约2.76亿。2）简单按当前趋势推算，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有约50%、即1亿人来自乡城迁移，其他则将是自然增长和行政区划变动贡献。3）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4%人口，创造90%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7%。到2030年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中国未来有望形成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山东半岛、成渝等5个人口亿级城市群，10个以上1000万级城市，12个左右2000万级大都市圈。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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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经济-人口分布平衡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从长期和根本看，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简单地讲，就是人随产业走。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我们在2016年《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与中国展望：从齐增到分化》等研究报告中，借鉴提出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作为人口迁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分布平衡引导人口流动，并通过OECD城市功能区、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进行验证。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

2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从低收入地区到高收入地区，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2.1全球人口迁移：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

全球人口迁移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在跨国层面，人口从中等、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统计，1960-2015年，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净流入规模累计达1.2亿，其中来自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的比例分别为23.9%、59.5%、16.6%。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口生活水平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迁移动力不强；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虽然迁移动力强，但难以承担迁移成本；而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迁移动力强，且能够承担迁移成本。从国别看，主要是人口从东亚（中国、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南亚（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拉美（墨西哥）、非洲、中东欧向北美、西欧、中东石油富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俄罗斯等迁移。其中，1950-2015年美国净迁入人口超过4800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净迁入合计接近1600万，德法英西意等西欧五国净迁入合计超过1100万，加拿大、俄罗斯净迁入约900万，澳大利亚净迁入近700万。日本移民政策长期较为保守，净迁入人口较少。

虽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发展，但全球经济人口分布仍非常不平衡、甚至较六十多年前明显扩大，未来大规模跨国人口流动仍将持续。1960-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经济份额从79%降至63.8%，人口份额从25.7%降至16.6%，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从3.07升至1995年的4.5，再降至3.85。

二是在城乡层面，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增长将从过去的齐增变为分化，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面临停滞、甚至净迁出。1950-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从29.6%增至53.9%，该时期所有规模城市的人口占比均有明显上升，所有规模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明显超过1.7%的自然增长水平。其中，100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从0.9%增至6.3%，30万人以下小城市人口占比从17.8%升至22.9%，分别上升5.3、5.2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快速积聚，但5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将降至1%、略高于0.9%的自然增长水平。

2.2美国人口迁移：从铁锈8州到西-南海岸，大都会区化

1850-2017年，美国人口从2327万快速增至32598万；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大规模国际移民涌入，美国人口在1950-2017年增加了1.75亿。美国三百多年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五大湖区域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850-1970年，美国“铁锈8州”人口从1023万快速增至7203万，虽然占比从44%降至35.3%，但人口增量贡献达34%，是美国人口聚集的核心。197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欧、日本以及后期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铁锈8州GDP占比从1970年的35.6%降至2017年的26%。与经济衰落相对应的是，1970年以来铁锈8州人口增长大幅放缓，纽约州在1970-1980年、西弗吉尼亚州在1950-1970年和1980-1990年人口甚至净减少。到2017年，铁锈8州人口仅增加933万至8135万人，人口增量贡献降至不到8%，占比大幅降至25%。

与此同时，以能源、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地区逐渐成为美国人口集聚的中心。1850-1970年，加州德州佛州三州人口合计从40万增至3794万人，占比从1.7%快速提高至18.6%，人口增量贡献为20.8%、低于铁锈8州约13个百分点。1970-2017年，三州GDP份额从18.1%增至27.9%，人口快速增至8883万，人口增量贡献高达41.7%、人口占比升至27.2%。可以发现，不管是1970年还是2017年，铁锈8州、加州德州佛州三州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均基本平衡，即经济-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但人口流动状态迥异，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差异。

二是在城乡层面，美国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美国城乡划分标准多次调整，当前城市的基本定义为：5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区域（Urbanization Areas，UAs），和2500-50000人的城市簇（Urban Clusters，UCs）。美国城市化率在1910年达51.2%，1940年达56.5%、与中国当前接近，1970年达73.6%，2010年达80.7%。同时，基于经济社会高度联系的城市功能联系思想，美国人口调查局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都会区统计（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1950-2015年，5-25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仅增加0.3个百分点，25-100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2.8个百分点，而100-500万人、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分别增加13.5、12.9个百分点。特别是在1970-2015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9个百分点，远高于100-500万、25-100万、5-25万人都会区的5.3、0.8、0.6个百分点。2015年，美国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高收入的大都会区依然对人口有着较大吸引力。

2.3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聚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日本存在两个版本的城市化率统计：一是市部人口比重。该比重为国内学界广泛引用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收录，但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大。比如因行政区划调整，1950-1960年从37.3%激增至63.3%，2000-2010年从78.7%激增至90.7%。二是DID人口比重。为克服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日本统计部门在1960年定义人口集中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DID），即人口密度高于4000人/平方公里的调查区，和市区町村内互相邻接、人口合计超过5000人的调查区。日本DID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43.3%快速增至1990年的63.2%，再增至2010年的67.3%。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3%，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3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1%、16.9%、9.4%；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1974-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50、-89、10万人。2016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3年变化3.2、-3.1、0.5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629、1831、1134万人，占比分别为28.6%、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4.7、-0.6、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3、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此外，在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日本人口在2008年左右见顶，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除东京都及东京圈三县、爱知县（名古屋圈核心）、大阪府、福冈县等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县逐渐面临人口净迁出，不少地区人口开始减少。至2016年，日本47个都府道县中已有39个人口见顶，49个主要城市中已有27个人口见顶。

3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3.1跨省人口迁移：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改革开放前，人口流动受限，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由于人口流动严格受限，全国城市化进程在1959年后基本停滞，人口迁移主要受政治影响，比如基于国防考虑的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但经济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重工业布局，东北成为该时期成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1953-1978年，东北地区GDP份额从12.6%增至13.2%，人口从4173万人增至8673万人，人口占比从7.2%增至9.0%。此外，内蒙古、新疆人口占比分别上升0.9、0.5个百分点，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等人口占比均提升0.1-0.2个百分点。

2、改革开放后至2010年左右，城市化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向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形成“孔雀东南飞”格局。1978-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快速提升至49.9%，5亿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经济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向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流动，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衰落、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人口流动进一步放开后（包括2003年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跨省人口迁移规模从1985-1990年的年均221万快速增至2005-2010年的年均约1100万。1978-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GDP份额占比从27.8%增至37.7%，人口占比从18%增至22%；与其相对应的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放缓，安徽、江西等地人口在1995-2000年负增长，湖南人口在1995-2005年负增长，湖北人口在2000-2005年负增长，四川人口2000-2010年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前人口集聚的核心——东北地区逐渐衰落，黑龙江吉林人口明显外流，但因自然增长，此时常住人口尚未减少。

3、2010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渐回流中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开始负增长。在这一趋势下，我们看到，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规模在2012年达峰值，省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规模、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流动人口规模均在2014年达峰值然后下降，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表明2010-2015年的跨省迁移人口已较2005-2010年下滑。一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2017年的经济份额为36.8%、较2010年下滑0.9个百分点；2017年人口占比为22.3%，仅提高0.3个百分点，表明人口仍在集聚但已放缓。其中，长三角人口占比下滑0.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常住人口增长明显加快，四川、湖北、贵州等之前人口一度负增长的地区逐渐重回正增长。而东北地区衰落趋势未得扭转，经济份额降至6.7%、较1978年下滑6.5个百分点，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先后从2014年开始陷入负增长。

3.2人口流动整体放缓，但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更为明显

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将公布常住人口数据的338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城市，其中存在公开数据的有309个。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2016年GDP在1.9万亿以上；二线城市为多数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少数发达地级单位共32个，GDP多在6000亿以上，三线城市主要为GDP在2000亿元以上的弱小省会城市和相关地级单位共74个，四线城市主要为GDP在2000亿元以下的其余地级单位共199个。此外，还有29个地级单位因未常住人口缺失未纳入分析，主要为新疆、西藏、吉林等省区的三四线城市。

1、在全域层面，一线、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线城市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四线城市持续流出。1982-2016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一线城市增速更高，表明人口长期净流入、且向一线城市集聚更多。其中，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6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9%、3.4%、1.5%，二线城市分别为1.7%、1.7%、1%，表明2011年以来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放缓但仍保持集聚，放缓的原因包括京沪控人、人口老化农民工回流等。上述三个时期，三四线合计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8%、0.31%、0.45%，而全国人口平均增速为1.04%、0.57%、0.51%，表明2011年以来人口虽有回流但仍在持续净流出。其中，2001-2010年、2011-2016年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3%、0.57%，基本持平于全国0.57%、0.51%的人口增速；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为0.11%、0.33%，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进一步细分，与一般三四线城市明显不同，发达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01-2010年、2011-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年均增速分别为2.24%、0.61%，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群分别为0.52%、0.78%。与两个时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速0.57%、0.51%相比，珠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2001-2010年人口明显流入、2011-2016年略有流入，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2011-2016年人口稍有流入。而在中西部城市群，三四线城市人口多为净迁出。比如，成渝城市群扣除成都、重庆主城九区后，两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3%、0.48%；而长江中游城市群扣除武汉、长沙、南昌后，两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03%、0.35%。

总的来看，1990-2016年，一线城市人口占比从2.8%增至2016年的5.2%，二线城市人口占比16.5%增至20%，三四线城市人口占比从80.7%降至74.8%。在人口向一二线集聚的背后，是经济的集聚。该时期，一线城市GDP占比从9.4%增至12.4%，二线城市GDP占比从23.2%增至32%，三四线城市GDP占比从67.4%降至55.5%。2016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4、1.6、1.1、0.6，这预示着四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一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

2、在市辖区层面，一二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速均有所下滑，三四线城市市辖区总体仍保持人口流入，但集聚程度已比较微弱，特别是四线城市市辖区。在前述309个地市单位中，有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其中2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存在常住人口数据，城市个数占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约八成。数据缺失城市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黑龙江、吉林，此外还有河北、内蒙古、辽宁、江西、山东的部分城市。在控制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下，2001-2010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8%、1.8%、1%，2011-2016年则分别降至1.5%、1.2%、0.9%、0.7%。其中，2001-2010年三线、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年均增速分别高出全国人口年均增速1.2、0.5个百分点，2011-2016年分别高出0.37、0.17个百分点。与2011-2016年四线城市全域人口年均增速较2001-2010年有所回升不同，2011-2016年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速未有上升，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主要来自非市辖区的县、县级市，回流并未到四线城市市辖区。

与一般三四线城市市辖区相比，当前发达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集聚程度未有明显差异。2001-2010年、2011-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年均增速分别为1.6%、0.6%，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群分别为3.0%、0.7%。而成渝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两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2%、0.7%；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0.8%；其他三四线城市市辖区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1.2%、0.7%。这表明，三四线城市群市辖区在2001-2010年人口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但在当前差异不大。

3.3哪些地方人口在流出？

我们以直辖市、地市、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单元对中国大陆进行全覆盖的人口流入流出识别，粗略地主要把人口增速高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自然增长率的地区识别为人口流入地区，把人口增速低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自然增长率识别为人口流出地区，并把人口减少地区从人口流出地区单独识别出来。以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自然增长率作为识别标准显然优于以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识别标准，比如2011-2017年新疆、西藏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高达千分之十以上，大幅高于全国千分之五左右的平均水平，而辽宁省该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为负。不过，各省内部地市自然增长率仍存在差异，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地市全域人口流出，并不意味着其下辖的市辖区、县级市、县一定全部人口流出。

在数据处理上，以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01-2010年地区人口增速，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7年常住人口数据计算2011-2017年地区人口增速；对2017年常住人口缺失的地区，以2016年或2015年代替，但即便如此，仍有新疆、吉林、西藏等26个地市以及海南三沙市常住人口数据缺失。其中，吉林省常住人口在2011-2015年从2747万增至2753万，仅增加6万，且在2016年开始减少。长春市2011-2015年常住人口增加超过30万；而吉林、白山等在2001-2010年人口减少。因此，我们将吉林省除长春外的其他8个地市全部识别为人口减少地区。而新疆、西藏常住人口持续增长且增速高于各自省区自然增长率，难以用此方法识别。

研究发现，在2017年19个地区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估计2011-2017年全国至少有225个地区人口净流出，较2001-2010年的192个明显上升，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数量占比53.6%增至62.8%；而人口净流入地区数量从166个降至113个，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数地区、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其中，人口减少的地区从2001-2010年的92个降至2011-2017年的49个，人口正增长但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从100个增至176个。人口减少的地区大幅下降、人口正增长但增速低于全国平均的地区大幅上升，这主要是部分农民工回流所致。

从地域分布看（红色表示人口净流入，深绿色表示人口净流出中的人口减少，浅绿色表示人口净流出中的人口正增长，灰色表示数据空白），在2001-2010年，扣除西北地区、西藏小量人口净流入外，人口净流入地区主要在东南沿海、华北、辽宁等地，而人口净流出地区主要在华中、华南（不含广东）和西南、黑龙江、吉林等地。到2011-2017年，扣除数据大幅缺失的新疆、西藏外，人口净流出地区主要集中东北地区、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非核心城市等，人口净流入地区明显变少、且趋向破碎化，主要在全国主要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包括广深佛珠肇、京津、沪宁杭苏常、合肥、南昌、石家庄、郑州-洛阳、武汉、长沙-岳阳、济南、青岛、西咸、成渝、昆明、贵阳、南宁、呼包鄂，以及广西桂柳及桂东南地区、粤西、苏北、晋中南、川西川北等。

此外，如果把市辖区作为一个主体，从市辖区、县级市、县的层面看，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分布将更为细致。目前我们已初步识别16个地级市辖区、24个县级市人口减少，后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

4 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去向何方？

4.1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新增约2亿

1978-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快速增至8.1亿，城市化率从17.9%提升至58.5%。过去四十年城镇人口净增6.4亿，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格局。当然，这其中存在2.2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2017年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2.3%。目前，中国58.5%的城市化率稍高于54.8%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3%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65.8%，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还有较大的空间。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0%，对应城镇人口为10.2亿，比2017年增加约2亿；到2047年城镇人口达峰值时将增加约2.76亿。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发展近似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发展期（30%以前）、快速发展期（30%-70%）、稳定发展期（70%之后）。其中，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又大致以50%为临界点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为加速发展期，之后为减速发展期。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减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届时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而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左右达峰值，中国城市化率将在2030年达70.6%、即城镇人口达10.2亿，但2047年城镇人口将达10.9亿的峰值、对应城市化率79%，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80%。因此，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比2017年增加约2亿，到2047年城镇人口达峰值时将比2017年增加约2.76亿。

4.2 2亿新增城镇人口并非全部来自乡城迁移

从中国城市化历程看，城镇人口增长来自三个部分：自然增长、乡城迁移和行政区划变动。行政区划变动引致的城镇化可简单理解为就地城镇化，包括县改市(区)、乡改镇、村改居，以及其他城镇空间范围扩大。1978-2016年，中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883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从102个增至297个，市辖区从408个增至954个，县级市从91个增至360个。

王放（2004）研究发现，199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有52%来自行政区划变动，17%来自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只有剩下31%来自人口乡城迁移。与王放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我们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2014）直接计算的1991-2000年行政区划变动引致的城镇人口增量，结合全国自然增长率，估算1991-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来自自然增长、区划变动、乡城迁移的比例分别为23.7%、29.4%、46.9%，2001-2010年分别为14.7%、31.8%、53.5%。

以2012-2016年为例，该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量2044万。1）自然增长。按照全国自然增长率计算，该时期城镇人口年均自然增长379万。2）进城农民工及家属子女。2012-2016年农民工年均增量579万，假设有40%进入城镇即231万，再加上约1/4的家属子女，即年均289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外出农民工增量251万，其中进城增量125万，但本地农民工也存在进城情况。其中依据是常住城镇人口与户籍城镇人口相差2.2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仅1.4亿，剩余0.8亿应为进城的本地农民工以及农民工家属子女。）3）乡村学生进城。2012-2016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年均1461万，假设来自乡村的学生比重为该时期乡村常住人口比重，即乡村学生进城660万。4）区划变动。城镇人口年均增量扣除前述部分后，还余715万，这与王桂新（2014）计算的2001-2010年行政区划变动引致城镇人口年均增量670万大致相当。因此，2012-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中来自自然增长、区划变动、乡城迁移的平均比例为18.6%、35%、46.5%。

当前中国地级市个数占地级区划数的88%，市辖区、县级市个数占县级行政区划数的46%，建制镇个数占乡镇区划数的52%，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还存在较大的行政区划调整空间。简单按照当前趋势推算，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可能将有约50%、即1亿人左右来自乡城迁移，其他则将来自自然增长（如按照自然增长率4‰推算，2018-2030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累计约4300万，占21%左右）和行政区划变动。

4.3到2030年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在七大城市群

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4%人口，创造90%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7%。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6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增至10.2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3.7%；2016年城镇化率60.2%，即城镇人口6.1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7.3%；2016年GDP合计67万亿，占比90.2%。2016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为9904万，未来有望突破亿人；成渝城市群为9137万人，未来有望更加接近乃至超过1亿人，届时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组成5个人口亿级城市群。

19大城市群=“3+2+14”。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作为19个城市群中最成熟的三个，以全国5%的土地面积集聚了23.3%的人口，创造了39.3%的GDP，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2016年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1、1.81、1.28；其中，三大城市群2016年人口合计占比较1982年提升5个百分点。

除三大城市群外，成渝、长江中游两个城市群共覆盖五个省份，是其中规模较大、同时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跨省级城市群，两大城市群以5.2%的土地面积集聚了15.5%的人口，创造了15.6%的GDP；由于过去长期大规模输出农民工，2016年人口占比较1982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2016年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92、1.07。从区位、资源禀赋和近期增长看，成渝、长江中游未来有望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代表。

其他14个城市群以14.9%的土地面积集聚了34.9%的人口，创造了35.4%的GDP，2016年经济-人口比值平均为1.01；2016年人口占比较1982年略增0.7个百分点。其中，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达9900万，中原、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四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关中平原、辽中南、黔中、滇中四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600万。此外，14个城市群中的哈长、辽中南城市群两个城市群当前面临人口减少；哈长城市群2016年常住人口缺失，但当年户籍人口较2010年减少160万。

中国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其中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2016年城市化水平看，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率最高，达84.9%，未来城市化空间较小，城镇人口增加将主要依赖于区外人口迁入；长三角、京津冀、海峡西岸、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宁夏沿黄等6个城市群均在60%-70%之间，但京津冀城市群的河北省城市化率仅为55%；中原、北部湾、滇中等3个城市群城市化率不足50%；其他9个城市群城市化率则在50%-60%之间。

简单测算，先不考虑区外人口迁入，依据各城市群当前城市化率适当调整到2030年提高幅度，并结合联合国预计的自然增长率，估计19个城市群到2030年城镇人口增量合计近1.3亿，假设有约3000万人口净流入，则2018-2030年城镇人口增量比例可达约80%。基于发展趋势、经济-人口比值、近期人口净流入以及区位等因素，在大致假设区外人口迁入分布的情况下，2018-2030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城镇人口增量占比有望达约60%。到2030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计占比或将从2016年的73.7%上升至74.6%左右。

未来向19个城市群集聚的人口以及19个城市群内部流动的人口，将主要集聚到千万级以上的大都市圈。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以常住人口论，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2000万级大都市圈。从国务院规定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城区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北上广深4个千万级城市，以及天津、重庆、成都、武汉、南京、郑州、杭州、沈阳、佛山、东莞等10个500-1000万人城市。从市辖区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等8个千万级城市，有南京、东莞、西安、佛山、杭州、青岛、沈阳、苏州、汕头等9个500-1000万人城市；其中，南京、东莞、西安、佛山、杭州五个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700万。考虑到人口流入以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行政区划调整，未来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

从都市圈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上海、京津、济南、武汉、郑州、成都、杭州、广佛肇、深莞惠、苏锡常等10个2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有重庆、青岛、厦漳泉、南京、沈阳、宁波、长株潭、西安、合肥、南昌、长吉、石家庄、哈尔滨等13个1000万-2000万人大都市圈。其中，青岛和重庆大都市圈人口已超过1900万，厦漳泉都市区超过1750万，预计青岛和重庆大都市圈人口未来有望突破2000万。2016年，上述23个大都市圈土地面积6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6.8%；常住人口4.7亿，占比34.1%，城镇人口3.3亿，占比41%；GDP合计41万亿元，占比55.1%；经济-人口比值为1.61。

来源：泽平宏观微信公众号